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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坎培拉22日綜合外電報導）1輛熊熊燃燒的卡車昨晚衝撞澳洲基督教遊說團體（ACL）總部。團體的負責人今天表示，該組織曾因反對同性婚姻立場接獲死亡威脅。

法新社報導，德國柏林前幾天才發生卡車衝撞耶誕市集造成12死的攻擊事件，聖戰組織「伊斯蘭國」宣稱犯案。

但澳洲司法部長基南（Michael Keenan）表示，並未以恐怖攻擊，偵辦坎培拉這起衝撞事件。

他告訴澳洲廣播公司（ABC）：「警方現在需要的，顯然是運用調查技巧，追查這起攻擊案的動機。」

澳洲基督教遊說團體（Australian ChristianLobby, ACL）負責人謝爾頓（Lyle Shelton）把燒毀的白色車輛照片放上推特，說他「很震驚，澳洲竟然會發生這種事」，還說這是「汽車炸彈」。

ACL一直在澳洲國會推廣基督教義與道德改革，反對同志婚姻以及旨在減少恐同霸凌的學校課程。

謝爾頓告訴記者：「因為倡導男女婚姻這種單純的事情，我的團隊、我的員工今年以來得忍受許許多多的死亡威脅。」

他還說，該組織9月間曾因接獲同性婚倡議者的死亡威脅，被迫取消原訂在雪梨1間飯店舉辦的活動。（譯者：中央社鄭詩韻）105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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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廖偉棠】

日記開頭幾頁有這樣的句子：「可我既然愛她，為何又喝得大醉……大概因為缺少眾人皆知的那樣東西吧：自由。」

每年的最後一個月，我都會把閱讀留給俄羅斯作家，也許是因為南方沒有雪。

放下手頭總是讀不完的娜傑日達．曼德施塔姆回憶錄和布羅茨基《水印》，隨手從枕邊書架抽出一本還是俄羅斯的，塔可夫斯基的日記《時光中的時光》，四百多頁，竟也一上午翻完了。

這個猶如神靈附身的人，是我年輕時最愛的先知。塔可夫斯基的日記從1970年他38歲記起，最初的幾本封面上他都標以「殉道記」的題目──在1974年他最後一次用這個題目，下面附註：「這標題自命不凡而且虛假，但留著吧，提醒自己無可救藥，微不足道。」──但這避免不了一語成讖，詩人都有詩之讖，當塔可夫斯基寫下殉道一詞，已經預示了他的未來。

從1970年到1986年，塔可夫斯基的日子以痛苦居多，不是他想殉道，而是那個邪惡國家要求他死殉。除了妻子和兒子的名字，日記裡出現最多的是蘇聯那些掌管電影審查的官僚，他們以各種手段壓制這個世不二出的大師，禁拍、禁演不在話下，最可恥的是他們一方面批准塔可夫斯基出國拍攝賺錢（蘇聯大使館提成50%以上！），另一方面不允許塔可夫斯基的兒子隨行，以之作為人質，預防塔可夫斯基流亡不歸。

日記開頭幾頁就有這樣的句子：「可我既然愛她，為何又喝得大醉……大概因為缺少眾人皆知的那樣東西吧：自由。」雖然「她」是指塔可夫斯基的妻子，但也未嘗不可以置換成他熱愛的俄羅斯。當然，為了自由，塔可夫斯基最終還是選擇了趁往瑞典拍片而流亡，但他也同時發現自己已經身罹絕症……可即便如此，蘇聯當局也直到他逝世前幾周，才允許他兒子出國與他見最後一面。

大師之受難，還體現在他捉襟見肘的經濟情況，他的日記像魯迅日記一樣記下每筆稿費和演講收入，大都少得可憐。一個愚蠢狂妄的政權就是這樣試圖用最形而下的困頓來壓倒一個在精神上遠遠高翔於它們之上的詩人。然而詩人視之為當然，因為就像他日記裡反覆引用的蒙田所說：「上帝根據每個人的氣力，給他一個十字架去揹。」在世界的「永恆夜半」，一個人的才華往往與他遭受的考驗成正比。

「的確，我的電影是拍給精英觀眾看的，但這不意味著我瞧不起那些所謂的大眾觀眾，因為我知道他們其實是未曾覺醒的精英，而我的電影理應成為他們的醒覺劑。」這是我虛構想像的、塔可夫斯基對蘇聯官僚指責他只為精英拍片的回應（實際上這也是我對某些詩歌讀者的回應）。在這麼艱重的時代，身受這麼多羈絆，按理說應該偷懶尋求麻醉與逸樂，但塔可夫斯基卻選擇了更艱重的創造去回應這個時代，這難道不也在告訴我們：你理應擁有一個能揹起十字架的肩膀。

「我們對生一無所知，對死亡我們又知道什麼？而當我們確實有所了解，又竭力把它忘掉。」在他摯愛的母親去世時，塔可夫斯基寫道。七年後他也迎接死亡，他沒有選擇忘掉，而是像卡繆所期許那樣對死亡瞪大了雙眼，1986年最後一篇日記裡，他兩次提到「哈姆萊特」，沒有說：To be, or not to be。